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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善治造就现实版“桃花源”

时间:2024-04-16 14:27:42来源:中国乡村振兴杂志2024年05期作者:本刊记者 李雷

中国人对乡村有着无限美好的向往和想象,早在600年前,陶渊明就在《桃花源记》里对乡村美好生活进行了诗意描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QQ截图20240416145339.png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平阳县

现实版的“桃花源”该如何打造?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党的基层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目标所指、抱负所在就是建设现实版的“桃花源”。现实版的桃花源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那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那么,我们如何抵达现实版的“桃花源”呢?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桃花源”之美,源头在治理。梳理乡村治理有效之道,大家耳熟能详的“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积分制”“数字赋能”等,不只是经验总结,还需要不断丰富地探索和实践,我们看到,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被不断地激发出来,优良文化的内在潜能被不断地释放出来,数字科技赋能的触角不断地延伸……

现实版的“桃花源”,既有良田,更有产业;既衣食丰足,更生态宜居。撸起袖子加油干,人人参与,治理有效的乡村越来越多,现实版的“桃花源”就越来越多。

“引擎澎湃”  需要“能源充足” 

2023年10月17日,陕西省吴起县白豹镇纪委书记尹胜伟一大早就来到该镇王湾村“小院说事”议事点。

10年前,王湾村村民魏某某以每亩每年600元的价格租赁袁某某、魏某宏二人的农田培育苗木,租金向来都按期支付。2023年,当地开展耕地苗木清理,魏某某觉得自己一时间无法全部卖掉树苗,面临亏损,无力支付当年的租金;而出租农田的袁某某、魏某宏两人觉得租地付钱天经地义。矛盾就此产生。

尹胜伟此行的目的,就是与村中的议事长们一起来调解这个矛盾。

最终,经过尹胜伟和议事长们说道理、讲亲情,魏某某同意支付土地租金,三人一起在“办结单”上签字。

吴起县的“小院说事”颇受村民欢迎。“小院”是指解决问题的场所,包含但不局限于农家小院,还包括田间地头等矛盾始发地;“说事”主要是通过老党员、退休干部、老教师等群众信得过的身边人有效解决问题。“小院说事”,在基层第一线发现问题,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在基层第一线汲取群众的智慧,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在基层第一线解决问题、推进发展。“小院说事”的实质是村里事大家提、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办。

乡村振兴离不开党的领导,基层党组织作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引擎”,其“能源”来自于群众的支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好地发挥群众的创造性。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双店镇三铺村党总支推行 “五事三议三公开”工作法,在保障村民知情权的同时,把小组会、片区会较好地利用起来,让村民的意愿得到了真正的尊重,从而极大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不仅村子摘掉了省定经济薄弱村的帽子,还被评为江苏省“一村一品一店”示范村。

“五事”指村民提事、党员会议理事、议事会议事、村委会执事、监事会监事;“三议”是指小组议、片区议、村级议;“三公开”就是组公示、片公示、村公示。该村每个村民小组都至少有一名村议事会、监事会成员,他们都是村党总支严格按照村民推荐、组织审核的程序推选出来的,能真正代表村民的心声。

由于村里的各项事务和处理大事小情的各种程序全公开,近年来三铺村虽然有多宗土地流转、集体土地发包等重大事项,却没有发生一起矛盾纠纷。连云港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王洪波介绍:“全村上下一心,路越走越宽,日子越过越富,全村人均纯收入超过2.3万元,村集体收入连续三年突破200万元。”

被信任、被尊重的人,热情无限、力量无穷。2023年,湖北省麻城市把村民小组变成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基层治理的“末梢”成为服务群众的“前哨”。该市将原来的6825个村民小组调整为5274个,每个村民小组30户至120户不等,村民小组组长由大家推选,村级党组织任命。党组织及村民的双重信任,让小组组长们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线抓手、村组村民办事的主心骨。

2023年5月,在镇、村召集的小组群众会上,麻城市龟山镇月形塘村大岩塆村民小组老党员熊亚新被推选为小组组长。当时,该小组村民都盼望着能拓宽路面、修建停车场。可工程涉及15户村民家中的猪圈、旱厕、杂物间,迟迟拆除不了。

“先从我家柴房拆起。”熊亚新一边作表率,一边做动员,前前后后向在外地务工的乡亲们打了100多个电话,通过耐心劝说,终于搬掉了“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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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集北村,两名“闹别扭”的村民通过调解“握手言和”。

在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的基础上,用人之长,工作开展起来才能事半功倍。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在处理基层各种纠纷时,就充分发挥了农村女性接触基层广、获取信息能力强、宣传政策能力强、沟通交流能力强等优势。延津县在各行政村分别挑选3至5名文化程度高、热心公益事业的女性组成志愿服务队参与社会治理。为确保治理有效,延津县邀请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调解》栏目金牌调解员何玲等担任特聘讲师,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题培训。

延津县石婆固镇朱庄村村民杨某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但他吸烟嗜酒,花钱大手大脚,对尚在上学的二女一子也不怎么过问,最终夫妻爆发矛盾。“千千解”队员、村民王香梅与当事人“背靠背”谈心,杨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诺努力改正陋习,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妻子张某也愿意再给丈夫机会,一个争吵不断的小家庭又有了欢声笑语。

通过扎堆做农活、结伴打工、串门拉家常等形式,延津县的农村女性志愿者发现村内存在的矛盾纠纷隐患,掌握村情、民情第一手资料,及时上报或就地化解。在2023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新乡市四县一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中,这些女性志愿者都充分发挥了“灭火器”作用,化解较大矛盾60余起,有效助力了市、县重点工程的顺利推进。

无论是小组会,还是其他自治机制,归根结底,都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手段。

吉林省乡村振兴局考核评估处处长陈建生表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是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强的重要体现,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不可缺失的一环。”他介绍,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建立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指导各乡镇(街道)多频次召开百姓说事院落会、村“两委”周例会、党员群众通报会。2023年各村累计召开“三会”1.26万次,收集村民群众意见建议460条,化解矛盾纠纷580件,极大助力了村级治理能力提升。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问计于民也同样被视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黔南州乡村振兴局局长林娜表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纷繁复杂,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引领各类组织和各方力量共同画好基层治理‘同心圆’。”

在黔南州,福泉市以“党小组+网格员+联户长”基层治理铁三角为基础,整合本土人才、公益性岗位、热心群众等力量,构建起“3+N”城乡基层治理综合服务体系。以该市马场坪街道为例,在133个网格全覆盖建立133支基层治理综合服务队,由298名党员带头,吸引带动950余名热心群众加入,发挥群众在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移风易俗、产业发展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2023年7月13日,黔南州基层党建现场观摩会暨城乡基层治理工作推进会观摩团来到该州福泉市凤山镇金凤村川心堡时,看到了稻田翻绿浪,池塘荷花摇的景象,凤山镇党委书记杨夏华介绍时,一再强调问计于民和村民积极参与给当地带来的变化:“大家看到的这个荷花池,以前又脏又臭。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召开小组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时,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最终商量下来由群众自筹资金对水塘进行了清理,并种荷花、养鱼……” 

激励每一个人 

“我在村里工作32年,这次批下来的贷款,我要扩建改造自家大棚,年收入至少增加1万元。”通过“三信”积分获得了20万元贷款额度后,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党支部委员于桂荣十分激动。大贵口村像于桂荣一样通过“三信”积分贷款的还有48户,村民杜玉双说:“以前想要贷款,要么得有产业抵押,要么得有人给担保,门槛高、手续多。现在只要我自己好好干,就能取得贷款资格,而且村干部和信用社都是上门服务,手续简单。”

大贵口村的“三信”,具体内容为“积分定信、奖励用信、全民争信”。这种崭新的积分制模式,得益于双滦区委组织部联合农村信用联社,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双基”共建)融入农村党建范畴,村民遵守村规民约、积极参加村内活动,不用抵押担保,也能赢得信用贷款。

大贵口村的“三信”积分分为两部分:按村规民约量化评分表确定的“基础积分”、由农村信用联社确定的“双基”共建信用积分。信用等级每季度评定一次,由“村民基础积分×50%+‘双基’共建信用积分×50%”确定一般村民的积分等级。村内党员另有量身定制“先锋积分”,评定时由“村民基础积分×40%+先锋积分×30%+‘双基’共建信用积分×30%”确定积分等级。信用等级3A及以上的村民可以到积分超市兑换物质奖励;信用等级4A以上的村民,贷款额度提高至20万元,贷款年利率从7.5%下调至4.75%。

“推行‘三信’工作模式以来,党员群众的集体荣誉感更强了、干劲儿更足了。”大贵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双军介绍,“三信”积分,让党员和普通村民都更关心村里的建设,“村里要搞小游园,原党支部书记李荣第一个把自家的7分地无偿捐献出来,最终全村先后有72户无偿支持了21亩土地,建设了5个小游园……”

积分制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引入到乡村治理后,除了与村规民约结合,还可以用于乡村治理的各个领域、各种专项工作。

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固东镇和平村,“积分榜”设立后,很快就营造了人居环境整治的比学赶超氛围。一些村民还主动利用竹筐、废弃漆桶自制成垃圾筐,摆放在巷道内。

积分制通常以积分超市的形式让村民兑换日常用品、粮油米面等,这一激励与乡村氛围融合,物质奖品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满足,更多的是荣誉感,从而从深层次激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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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天池镇阿尔山村通过荣誉激励汇聚村民力量。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天池镇阿尔山村,为进一步提高“积分制”激励效果,在积分超市的基础上,该村还按村规民约的内容分类设置了标兵家庭、先进家庭、最美党员、最美网格员、最美保洁员、最美儿媳(公婆、儿女)等荣誉奖励。

“得到荣誉的村民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兴安盟乡村振兴局局长周文说,“积分制兑现的‘实惠’让人觉得公平,干好干坏不一样;带来的荣誉感则更能让人‘走心’,自觉遵守村规民约,自觉关心村内的各项工作。”

没有一成不变的问题,也不应该有一成不变的工作方法。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永和镇白水河社区,在“积分制”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家庭荣誉墙”激励制度。白水河社区认为,建好家庭荣誉墙,能增强群众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党员干部、退伍军人、种养能手、脱贫户、人民教师、文艺爱好者等类型家庭,都入选“家庭荣誉墙”之列,只要家里有 5 份或者5份以上的荣誉(5本荣誉证书)即可入选。荣誉不分级别,证书不论大小,省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可以,村(社区)颁发的也可以,本省本县的可以,外省外县的也可以。

社区“两委”为荣誉家庭制作家庭荣誉墙,破解了群众“家中有荣誉,不敢晒出来”的思想困局,让先进者感受到光荣,让其他人自觉靠近先进。白水河社区的家庭荣誉墙,获得群众认可,也受到社会关注,现已在瓮安县9 个乡镇(街道)渐次推广。

积分制不是单单针对一般村民的,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党建引领清单》《公共服务清单》《乡村发展清单》《村民行为清单》“四大清单”显示,积分制也同样可以激励、约束基层党员、干部,扩大基层事务透明化。

《党建引领清单》全面梳理基层党组织履职事项12项,明确提出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村庄发展机制,确保让基层明白该干什么。《公共服务清单》明确村“两委”干部责任事项35项 ,为村干部“随意”履职戴上“标准尺”。《乡村发展清单》11项,统筹村庄人力、资产、资源等,整合量化为具体清单措施,形成可操作的村集体发展目标任务。

不仅如此,该县一些村还将“积分制”和“三亮”相结合,让党员干部“亮”身份、“亮”工作、“亮”成效,构建“党建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党员、干部带头纳入积分制,让昌江县的积分制铺展十分广泛,全县8个乡镇80个行政村(居)家庭户共33172 户,2023年28788户参与积分制,参与率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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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积分制”,海南省昌江县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图为党员和普通村民一起在积分超市兑换物品。

山竹沟村是昌江县石碌镇的一个纯黎族村庄,在积分制管理下,村务公开透明,村民积极主动参加村庄规划讨论、集体土地出租决策、环境卫生整治等各项工作,积极为村庄发展贡献个人力量。在大家的努力下,村庄美了,产业发展了,村集体种植毛豆产业900亩,带动周围3000人次务工,带动16户个体种植400亩毛豆,村民和村集体“双富”,村集体收入增加,又给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帮助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服务,比如成立2所青少儿课外学堂、加大助学金发放力度等。

“村里对教育真的非常重视,我儿子考上大学后,村里给发放了助学金,给我家加分(积分)。”村民陈龙说,“村里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现在都很高,我觉得村里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技术的力量 

2023年3月,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定山镇联塘村“数字乡村”主体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村大数据中心功能完善,将视频监控、智慧农业、平安乡村、智慧党建、政务公开等功能进行了整合,方便了群众办事,也大大提高了村‘两委’工作效率”。联塘村党支部书记喻仁喜表示,村大数据中心还搭建防溺水平台、平安监控、老人智能门磁防护系统,解决留守老人和儿童管理难题,大大提高了综治效率,此外,便民服务移动端让村民办事、村民诉求一键就能搞定……

数据多跑路、村民少跑腿。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技术手段正在改变着乡村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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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联塘村防溺水智能报警系统。

在彭泽县,科技手段在乡村治理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一指办”网上政务平台,村民可以浏览政务公开网站、涉农资金监管平台、惠企政策平台、镇村各居民微信群,及时了解时效性信息,网上办事服务能力大大提高。九江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王生表示:“技术手段用得好,既能较好地推动工作、方便群众,也能提升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治理能力。”

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的成效肉眼可见。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以科技手段推进乡村治理,治理效能明显提升。以该乡乡村文明宣讲队为例,由于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利用QQ群、微信群、公众号、抖音、快手等数字化平台载体,实现在家村民“实时沟通”、在外村民“定时沟通”,使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信息壁垒、留守村民数字技术素养低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大事共办、村务共商、民事民办”真正落到实处。

科技手段运用到乡村治理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方便,湖南省津市市农民群众的感受更为深刻。

“5年前准备生一胎时,办理生育服务手续花了3天时间,”金鱼岭街道大关山村村民李炎橙说,“这次办理二胎生育服务证,从刷脸到拿证,仅用了10分钟。”

同村村民彭传清办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申报业务后也表示:“以前办事太麻烦,要先跑村里,再到街道,最后等待部门审批……现在一刷脸,一核对,一步到位,真是非常方便。”

科技手段助力乡村治理有效,不只依靠技术手段的单一力量,而是需要工作模式与技术手段的完美结合。津市市群众办事也曾经历过带很多资料到职能部门“排队逐窗办”阶段,能实现在村(社区)“刷脸立即办”,源于该市创新的政务下沉工作模式。虽然感受到办事方便的群众都称赞“人脸识别”技术,但津市市的政务得以真正下沉,技术之外的因素更为重要:

——以“申报资料要最少、审批程序要最简、办理时限要最短”为目标,组织市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村(社区)党建联络员等反复现场体验,从中发现问题,找到意见,反馈到相关部门,通过流程优化协商找到最优解决办法。

——信息一库认证。聘请专业团队,把民政、人社、公安等25个部门的500多万条专网数据整合起来,实现津市市范围内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同时,动员镇村700多名干部,开展了1个多月的入户信息采集,完善了基础信息;25个部门安排专人对数据进行及时更新。

——办事一图索引。编印一本下沉事项办理漫画图册,以生动形象、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将办理流程、所需资料和办理时限,简单直观地传达给群众。此外,根据自然人生命周期中的出生、入学、就业、婚姻、住房、终老等各个阶段,对需要办理的政务事项进行梳理,目前梳理出87项,群众可以清楚地知道办理地点、待办事项进度等信息。

——保障一步到位。硬件保障上,对全市镇村两级所有平台进行新建改造,统一配备电脑、人脸识别仪、针式打印机、钢印等设施设备;力量保障上,为每个村(社区)配备1名党建联络员,考虑到农村和农村社区干部年龄偏大,不擅长电脑操作,为51个农村和农村社区配备了1名政务代办员;机制保障上,“三天一督导,一周一通报”,倒逼工作见效,同时设立诚信黑名单,办事者一次造假,终身不再享受绿色快捷通道。

从2019年5月份以来,津市市已经为群众办理政务下沉事项30万多件。目前,下沉到村社区的政务事项共69项,都是与群众生产生活最紧密的事项。其中42项可以在村里办结,另有20项为村受理、镇街办结,7项为村受理、部门办结。在推进政务下沉的过程中,69个下沉事项的申报资料也由原来的329项减少到85项;审批步骤则由以前的183项简化为102项。

目前,技术手段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并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在东部发达地区,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显示,浙江省已初步搭建了省级乡村治理数字化系统,“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达98.3%,全省县域党务、政务、财务公开的行政村占比率均超过98.5%。

浙江省乡村治理线上服务稳步推进。温州市永嘉县开发“帮农云”系统,已受理1.5万件群众来信,办结率99.1%,群众满意率99.96%。截至2023年,温州市累计建成5G基站1.9万个,乡镇及重点行政村5G信号实现全覆盖,农村家庭网络终端IPv6覆盖率不断提升。以乡村“数智服务”为目标,全市初步谋划建设乡村数智生活馆12个,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救助、智慧养老、智慧托育等服务集成。创新建设“共享社 幸福里”(智慧村社)应用,横向整合组织、政法、民政、农业农村等17个基层治理关键部门,纵向构建“市—县—乡—村—小区—群众”六级数字空间,促进村社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科学化、精细化、精准化,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打造了基层智慧治理的温州样板,截至目前注册用户123.2万人,发布“三务”公开信息25.6万条,办结群众诉求12258件,满意率99%。 

乡风文明是目标也是力量 

2023年10月23日农历重阳节这天,陕西省咸阳市金台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让人赞赏,也让人反思:20对珍珠婚、金婚、钻石婚老人身着旗袍、中山装款款走上红地毯,丈夫为妻子行梳发礼、佩戴重阳茱萸香囊……在这场“重阳安康  相濡以沫”金婚集体纪念婚礼上,老人们生动地诠释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中国式爱情和婚姻,也诠释了中国式浪漫和幸福。

再早之前的8月22日农历七夕节,金台区硖石镇在该镇车辙村组织的“婚俗改革树新风,金婚庆典送祝福”主题活动,邀请全镇六对金婚老人分享家庭家风故事,镇村干部为金婚老人颁发纪念证书,共同纪念金婚老人伉俪幸福长情。参加活动的车辙村村民小王感动地说:“听了老人们的故事,真的觉得好感动!风雨相伴,才是真正的感情,才是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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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迅猛,助力乡村治理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

婚俗改革是农村移风易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发挥金婚老人榜样作用,“重阳安康 相濡以沫”等活动是金台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推动婚俗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项。金台区的推动婚俗改革措施还包括:

——建设“辅导阵地”。投入40多万元,改造升级区婚姻登记中心,专设婚姻家庭咨询室和心理辅导室,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心理咨询岗4个,累计咨询辅导3万余人次。

——建设“劝导阵地”。指导各村(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由党支部书记任会长,建立村民红白事报备制和承诺制,将规范操办红白事写入村规民约。

——建设“说法阵地”。由区委组织部牵头,在全区所有村(社区)成立能人工作室122个,吸纳能人869名,上门解读政策、现场说法弘扬新风,33个试点村的群众对婚俗改革政策的知晓率达到100%。

——建设“金鹊桥”平台。该平台为线上线下交友平台,会员动态保持在300人以上,以灵活、常态化牵红线、搭鹊桥的方式,助青年“脱单”、结良缘。策划举办“缘定金台”“相亲读书会”等线下活动,引导青年人树立“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婚姻理念。

——建设结婚颁证平台。该平台推出多元化点单式颁证服务,邀请省市区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名人、创业精英、金婚夫妇,成立特邀颁证师团队,定期为新人颁发结婚证,推出专门服务聋哑人的手语颁证仪式。

2021年至今,金台区婚庆宴请、彩礼等费用普遍下降,各项支出减少20%以上。

在培塑乡风文明的过程中,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在各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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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东王集镇韩圩村请“一碑四谱”入谱人物和小学生交流,播撒乡风文明的种子。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崇仁村将村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引发纠纷的事情,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规范起来。红白理事会积极宣传婚丧嫁娶政策,监督控制宴席范围、规模和标准,对礼金等进行限定,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显著改变了村民相互攀比大操大办的不良习俗,2019年来,红白理事会已承办村民15余场红白宴席,平均为农户节约开支近3500元。

无论村规民约,还是红白理事会,都没有固定的内容及模式,各地在实际工作中,都依据当地实际,调整其内涵和外延,以确保工作真正落实到位。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的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就得到了民政局、文明办、团县委、妇联、司法局等部门的助力,上述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全县 100 个村(社区)结合实际,把抵制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内容列入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修订内容中,将婚俗改革成效纳入村民红白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职责。

荔波县各村(居)红白理事会牵头规范全村(社区)红白事操办,坚持婚丧从简办、统一标准办,2021 年以来已发出各类提醒 1100 余人次,仅酒席办理一项就为群众减轻负担469 万元。

在移风易俗工作中,各地不断探索出一些因地制宜的新方法,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在湖北省仙桃市郭河镇,为做好“人情”风整治,全镇2000多名党员签订了《抵制“人情”风承诺书》,承诺本人及家属不操办、不参加违规宴请;镇内 15个民间文艺团体每年开展主题义演40余场,利用“移风易俗”宣传专栏、“村村响”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大力推行“婚事新办、丧事俭办、余事不办”;每年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引导学生参与自觉抵制“人情”风,从而带动家长自觉抵制大操大办。

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荷花镇,尖山社区结合村情实际,利用社区周边群众居住集中,途经群众多的地理优势,在沿路文化墙、社区宣传栏和文化活动场所等地集中布设了移风易俗宣传海报,把“大道理”融于日常生活感悟中;整合各方资源,建设完善室内活动用房20间,室外活动场所6处,并配套建成高标准党群活动室、农家书屋、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群众文化活动阵地,引导群众自发成立2个文艺队开展文艺演出活动,真正使村级文化活动场所成为改变村风民风的“净化器”。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东王集镇,韩圩村正把包含了乡村德治各个方面的“一碑四谱”,打造成为引领全村崇德向善的风向标。“一碑”即一座精神丰碑,主要收集本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英雄事迹。“四谱”即四个光荣谱,“时代风范光荣谱”收录的是村里老党员、老村干、老教师、老战士、老先进的事迹;“尊老爱幼光荣谱”收录的是村中的好夫妻、好公婆、好媳妇、好邻居的先进事迹;“学业有成光荣谱”收录的是村里考上大专以上院校学子的先进事迹;“立志创业光荣谱”收录的是村民创业致富、助民共富的先进事迹。

十多年来,“一碑四谱”共有32名党员入谱,带动群众318人入谱,涌现出“中国好人”王兴萍在内的各类先进人物百余人,激发韩圩村德治活力。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文明乡风是他们的内在愿望,甚至是他们生活方便的基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渣津镇水车村村民车某母亲过世,要请全村老少参加酒席,镇劝导小组上门沟通劝导后,酒席减少到4桌;西堰村杨家塘村民家中有老人过世,逝者的三个儿子计划办流水席,并购买2万元的烟花爆竹准备燃放,镇村上门劝导沟通后,丧事缩短为2天,酒席共6桌,仅亲友参加,原本要燃放的烟花爆竹转变为电子礼炮……“渣津镇近年来力推厚养薄葬、丧事简办,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主家不为宴席发愁,群众不为人情发愁,孝道推行让家庭越来越和睦,环境、交通等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小。”九江市乡村振兴局二级调研员王生介绍。

“桃花源”是一个理想,反映了人们对富足和谐快乐生活的向往。今天的中国,这一理想,正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通过乡村善治逐步走向现实。 

总监审姚卜成
监 审韩世雄
 
责任编辑朱峰
标签乡村治理    

乡村善治造就现实版“桃花源”

时间:2024-04-16 14:27:42

来源:中国乡村振兴杂志2024年05期

作者:本刊记者 李雷

中国人对乡村有着无限美好的向往和想象,早在600年前,陶渊明就在《桃花源记》里对乡村美好生活进行了诗意描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QQ截图20240416145339.png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温州市平阳县

现实版的“桃花源”该如何打造?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党的基层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目标所指、抱负所在就是建设现实版的“桃花源”。现实版的桃花源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那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那么,我们如何抵达现实版的“桃花源”呢?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桃花源”之美,源头在治理。梳理乡村治理有效之道,大家耳熟能详的“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积分制”“数字赋能”等,不只是经验总结,还需要不断丰富地探索和实践,我们看到,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被不断地激发出来,优良文化的内在潜能被不断地释放出来,数字科技赋能的触角不断地延伸……

现实版的“桃花源”,既有良田,更有产业;既衣食丰足,更生态宜居。撸起袖子加油干,人人参与,治理有效的乡村越来越多,现实版的“桃花源”就越来越多。

“引擎澎湃”  需要“能源充足” 

2023年10月17日,陕西省吴起县白豹镇纪委书记尹胜伟一大早就来到该镇王湾村“小院说事”议事点。

10年前,王湾村村民魏某某以每亩每年600元的价格租赁袁某某、魏某宏二人的农田培育苗木,租金向来都按期支付。2023年,当地开展耕地苗木清理,魏某某觉得自己一时间无法全部卖掉树苗,面临亏损,无力支付当年的租金;而出租农田的袁某某、魏某宏两人觉得租地付钱天经地义。矛盾就此产生。

尹胜伟此行的目的,就是与村中的议事长们一起来调解这个矛盾。

最终,经过尹胜伟和议事长们说道理、讲亲情,魏某某同意支付土地租金,三人一起在“办结单”上签字。

吴起县的“小院说事”颇受村民欢迎。“小院”是指解决问题的场所,包含但不局限于农家小院,还包括田间地头等矛盾始发地;“说事”主要是通过老党员、退休干部、老教师等群众信得过的身边人有效解决问题。“小院说事”,在基层第一线发现问题,及时疏导,化解矛盾;在基层第一线汲取群众的智慧,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在基层第一线解决问题、推进发展。“小院说事”的实质是村里事大家提、大家议、大家定、大家办。

乡村振兴离不开党的领导,基层党组织作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引擎”,其“能源”来自于群众的支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好地发挥群众的创造性。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双店镇三铺村党总支推行 “五事三议三公开”工作法,在保障村民知情权的同时,把小组会、片区会较好地利用起来,让村民的意愿得到了真正的尊重,从而极大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不仅村子摘掉了省定经济薄弱村的帽子,还被评为江苏省“一村一品一店”示范村。

“五事”指村民提事、党员会议理事、议事会议事、村委会执事、监事会监事;“三议”是指小组议、片区议、村级议;“三公开”就是组公示、片公示、村公示。该村每个村民小组都至少有一名村议事会、监事会成员,他们都是村党总支严格按照村民推荐、组织审核的程序推选出来的,能真正代表村民的心声。

由于村里的各项事务和处理大事小情的各种程序全公开,近年来三铺村虽然有多宗土地流转、集体土地发包等重大事项,却没有发生一起矛盾纠纷。连云港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王洪波介绍:“全村上下一心,路越走越宽,日子越过越富,全村人均纯收入超过2.3万元,村集体收入连续三年突破200万元。”

被信任、被尊重的人,热情无限、力量无穷。2023年,湖北省麻城市把村民小组变成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基层治理的“末梢”成为服务群众的“前哨”。该市将原来的6825个村民小组调整为5274个,每个村民小组30户至120户不等,村民小组组长由大家推选,村级党组织任命。党组织及村民的双重信任,让小组组长们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线抓手、村组村民办事的主心骨。

2023年5月,在镇、村召集的小组群众会上,麻城市龟山镇月形塘村大岩塆村民小组老党员熊亚新被推选为小组组长。当时,该小组村民都盼望着能拓宽路面、修建停车场。可工程涉及15户村民家中的猪圈、旱厕、杂物间,迟迟拆除不了。

“先从我家柴房拆起。”熊亚新一边作表率,一边做动员,前前后后向在外地务工的乡亲们打了100多个电话,通过耐心劝说,终于搬掉了“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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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集北村,两名“闹别扭”的村民通过调解“握手言和”。

在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的基础上,用人之长,工作开展起来才能事半功倍。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在处理基层各种纠纷时,就充分发挥了农村女性接触基层广、获取信息能力强、宣传政策能力强、沟通交流能力强等优势。延津县在各行政村分别挑选3至5名文化程度高、热心公益事业的女性组成志愿服务队参与社会治理。为确保治理有效,延津县邀请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调解》栏目金牌调解员何玲等担任特聘讲师,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题培训。

延津县石婆固镇朱庄村村民杨某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但他吸烟嗜酒,花钱大手大脚,对尚在上学的二女一子也不怎么过问,最终夫妻爆发矛盾。“千千解”队员、村民王香梅与当事人“背靠背”谈心,杨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承诺努力改正陋习,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妻子张某也愿意再给丈夫机会,一个争吵不断的小家庭又有了欢声笑语。

通过扎堆做农活、结伴打工、串门拉家常等形式,延津县的农村女性志愿者发现村内存在的矛盾纠纷隐患,掌握村情、民情第一手资料,及时上报或就地化解。在2023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新乡市四县一区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中,这些女性志愿者都充分发挥了“灭火器”作用,化解较大矛盾60余起,有效助力了市、县重点工程的顺利推进。

无论是小组会,还是其他自治机制,归根结底,都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手段。

吉林省乡村振兴局考核评估处处长陈建生表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是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强的重要体现,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不可缺失的一环。”他介绍,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建立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指导各乡镇(街道)多频次召开百姓说事院落会、村“两委”周例会、党员群众通报会。2023年各村累计召开“三会”1.26万次,收集村民群众意见建议460条,化解矛盾纠纷580件,极大助力了村级治理能力提升。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问计于民也同样被视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黔南州乡村振兴局局长林娜表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纷繁复杂,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引领各类组织和各方力量共同画好基层治理‘同心圆’。”

在黔南州,福泉市以“党小组+网格员+联户长”基层治理铁三角为基础,整合本土人才、公益性岗位、热心群众等力量,构建起“3+N”城乡基层治理综合服务体系。以该市马场坪街道为例,在133个网格全覆盖建立133支基层治理综合服务队,由298名党员带头,吸引带动950余名热心群众加入,发挥群众在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移风易俗、产业发展工作中的主体作用。

2023年7月13日,黔南州基层党建现场观摩会暨城乡基层治理工作推进会观摩团来到该州福泉市凤山镇金凤村川心堡时,看到了稻田翻绿浪,池塘荷花摇的景象,凤山镇党委书记杨夏华介绍时,一再强调问计于民和村民积极参与给当地带来的变化:“大家看到的这个荷花池,以前又脏又臭。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召开小组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时,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最终商量下来由群众自筹资金对水塘进行了清理,并种荷花、养鱼……” 

激励每一个人 

“我在村里工作32年,这次批下来的贷款,我要扩建改造自家大棚,年收入至少增加1万元。”通过“三信”积分获得了20万元贷款额度后,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党支部委员于桂荣十分激动。大贵口村像于桂荣一样通过“三信”积分贷款的还有48户,村民杜玉双说:“以前想要贷款,要么得有产业抵押,要么得有人给担保,门槛高、手续多。现在只要我自己好好干,就能取得贷款资格,而且村干部和信用社都是上门服务,手续简单。”

大贵口村的“三信”,具体内容为“积分定信、奖励用信、全民争信”。这种崭新的积分制模式,得益于双滦区委组织部联合农村信用联社,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双基”共建)融入农村党建范畴,村民遵守村规民约、积极参加村内活动,不用抵押担保,也能赢得信用贷款。

大贵口村的“三信”积分分为两部分:按村规民约量化评分表确定的“基础积分”、由农村信用联社确定的“双基”共建信用积分。信用等级每季度评定一次,由“村民基础积分×50%+‘双基’共建信用积分×50%”确定一般村民的积分等级。村内党员另有量身定制“先锋积分”,评定时由“村民基础积分×40%+先锋积分×30%+‘双基’共建信用积分×30%”确定积分等级。信用等级3A及以上的村民可以到积分超市兑换物质奖励;信用等级4A以上的村民,贷款额度提高至20万元,贷款年利率从7.5%下调至4.75%。

“推行‘三信’工作模式以来,党员群众的集体荣誉感更强了、干劲儿更足了。”大贵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双军介绍,“三信”积分,让党员和普通村民都更关心村里的建设,“村里要搞小游园,原党支部书记李荣第一个把自家的7分地无偿捐献出来,最终全村先后有72户无偿支持了21亩土地,建设了5个小游园……”

积分制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引入到乡村治理后,除了与村规民约结合,还可以用于乡村治理的各个领域、各种专项工作。

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固东镇和平村,“积分榜”设立后,很快就营造了人居环境整治的比学赶超氛围。一些村民还主动利用竹筐、废弃漆桶自制成垃圾筐,摆放在巷道内。

积分制通常以积分超市的形式让村民兑换日常用品、粮油米面等,这一激励与乡村氛围融合,物质奖品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满足,更多的是荣誉感,从而从深层次激发村民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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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天池镇阿尔山村通过荣誉激励汇聚村民力量。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天池镇阿尔山村,为进一步提高“积分制”激励效果,在积分超市的基础上,该村还按村规民约的内容分类设置了标兵家庭、先进家庭、最美党员、最美网格员、最美保洁员、最美儿媳(公婆、儿女)等荣誉奖励。

“得到荣誉的村民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兴安盟乡村振兴局局长周文说,“积分制兑现的‘实惠’让人觉得公平,干好干坏不一样;带来的荣誉感则更能让人‘走心’,自觉遵守村规民约,自觉关心村内的各项工作。”

没有一成不变的问题,也不应该有一成不变的工作方法。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永和镇白水河社区,在“积分制”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家庭荣誉墙”激励制度。白水河社区认为,建好家庭荣誉墙,能增强群众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归属感、责任感,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党员干部、退伍军人、种养能手、脱贫户、人民教师、文艺爱好者等类型家庭,都入选“家庭荣誉墙”之列,只要家里有 5 份或者5份以上的荣誉(5本荣誉证书)即可入选。荣誉不分级别,证书不论大小,省级人民政府授予的可以,村(社区)颁发的也可以,本省本县的可以,外省外县的也可以。

社区“两委”为荣誉家庭制作家庭荣誉墙,破解了群众“家中有荣誉,不敢晒出来”的思想困局,让先进者感受到光荣,让其他人自觉靠近先进。白水河社区的家庭荣誉墙,获得群众认可,也受到社会关注,现已在瓮安县9 个乡镇(街道)渐次推广。

积分制不是单单针对一般村民的,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党建引领清单》《公共服务清单》《乡村发展清单》《村民行为清单》“四大清单”显示,积分制也同样可以激励、约束基层党员、干部,扩大基层事务透明化。

《党建引领清单》全面梳理基层党组织履职事项12项,明确提出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村庄发展机制,确保让基层明白该干什么。《公共服务清单》明确村“两委”干部责任事项35项 ,为村干部“随意”履职戴上“标准尺”。《乡村发展清单》11项,统筹村庄人力、资产、资源等,整合量化为具体清单措施,形成可操作的村集体发展目标任务。

不仅如此,该县一些村还将“积分制”和“三亮”相结合,让党员干部“亮”身份、“亮”工作、“亮”成效,构建“党建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党员、干部带头纳入积分制,让昌江县的积分制铺展十分广泛,全县8个乡镇80个行政村(居)家庭户共33172 户,2023年28788户参与积分制,参与率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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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积分制”,海南省昌江县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图为党员和普通村民一起在积分超市兑换物品。

山竹沟村是昌江县石碌镇的一个纯黎族村庄,在积分制管理下,村务公开透明,村民积极主动参加村庄规划讨论、集体土地出租决策、环境卫生整治等各项工作,积极为村庄发展贡献个人力量。在大家的努力下,村庄美了,产业发展了,村集体种植毛豆产业900亩,带动周围3000人次务工,带动16户个体种植400亩毛豆,村民和村集体“双富”,村集体收入增加,又给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帮助青少年成长的教育服务,比如成立2所青少儿课外学堂、加大助学金发放力度等。

“村里对教育真的非常重视,我儿子考上大学后,村里给发放了助学金,给我家加分(积分)。”村民陈龙说,“村里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现在都很高,我觉得村里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技术的力量 

2023年3月,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定山镇联塘村“数字乡村”主体工程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

“村大数据中心功能完善,将视频监控、智慧农业、平安乡村、智慧党建、政务公开等功能进行了整合,方便了群众办事,也大大提高了村‘两委’工作效率”。联塘村党支部书记喻仁喜表示,村大数据中心还搭建防溺水平台、平安监控、老人智能门磁防护系统,解决留守老人和儿童管理难题,大大提高了综治效率,此外,便民服务移动端让村民办事、村民诉求一键就能搞定……

数据多跑路、村民少跑腿。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技术手段正在改变着乡村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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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联塘村防溺水智能报警系统。

在彭泽县,科技手段在乡村治理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一指办”网上政务平台,村民可以浏览政务公开网站、涉农资金监管平台、惠企政策平台、镇村各居民微信群,及时了解时效性信息,网上办事服务能力大大提高。九江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王生表示:“技术手段用得好,既能较好地推动工作、方便群众,也能提升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治理能力。”

科技赋能乡村治理的成效肉眼可见。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以科技手段推进乡村治理,治理效能明显提升。以该乡乡村文明宣讲队为例,由于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利用QQ群、微信群、公众号、抖音、快手等数字化平台载体,实现在家村民“实时沟通”、在外村民“定时沟通”,使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信息壁垒、留守村民数字技术素养低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让“大事共办、村务共商、民事民办”真正落到实处。

科技手段运用到乡村治理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方便,湖南省津市市农民群众的感受更为深刻。

“5年前准备生一胎时,办理生育服务手续花了3天时间,”金鱼岭街道大关山村村民李炎橙说,“这次办理二胎生育服务证,从刷脸到拿证,仅用了10分钟。”

同村村民彭传清办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申报业务后也表示:“以前办事太麻烦,要先跑村里,再到街道,最后等待部门审批……现在一刷脸,一核对,一步到位,真是非常方便。”

科技手段助力乡村治理有效,不只依靠技术手段的单一力量,而是需要工作模式与技术手段的完美结合。津市市群众办事也曾经历过带很多资料到职能部门“排队逐窗办”阶段,能实现在村(社区)“刷脸立即办”,源于该市创新的政务下沉工作模式。虽然感受到办事方便的群众都称赞“人脸识别”技术,但津市市的政务得以真正下沉,技术之外的因素更为重要:

——以“申报资料要最少、审批程序要最简、办理时限要最短”为目标,组织市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两代表一委员”、村(社区)党建联络员等反复现场体验,从中发现问题,找到意见,反馈到相关部门,通过流程优化协商找到最优解决办法。

——信息一库认证。聘请专业团队,把民政、人社、公安等25个部门的500多万条专网数据整合起来,实现津市市范围内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同时,动员镇村700多名干部,开展了1个多月的入户信息采集,完善了基础信息;25个部门安排专人对数据进行及时更新。

——办事一图索引。编印一本下沉事项办理漫画图册,以生动形象、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将办理流程、所需资料和办理时限,简单直观地传达给群众。此外,根据自然人生命周期中的出生、入学、就业、婚姻、住房、终老等各个阶段,对需要办理的政务事项进行梳理,目前梳理出87项,群众可以清楚地知道办理地点、待办事项进度等信息。

——保障一步到位。硬件保障上,对全市镇村两级所有平台进行新建改造,统一配备电脑、人脸识别仪、针式打印机、钢印等设施设备;力量保障上,为每个村(社区)配备1名党建联络员,考虑到农村和农村社区干部年龄偏大,不擅长电脑操作,为51个农村和农村社区配备了1名政务代办员;机制保障上,“三天一督导,一周一通报”,倒逼工作见效,同时设立诚信黑名单,办事者一次造假,终身不再享受绿色快捷通道。

从2019年5月份以来,津市市已经为群众办理政务下沉事项30万多件。目前,下沉到村社区的政务事项共69项,都是与群众生产生活最紧密的事项。其中42项可以在村里办结,另有20项为村受理、镇街办结,7项为村受理、部门办结。在推进政务下沉的过程中,69个下沉事项的申报资料也由原来的329项减少到85项;审批步骤则由以前的183项简化为102项。

目前,技术手段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并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在东部发达地区,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十四五”规划》显示,浙江省已初步搭建了省级乡村治理数字化系统,“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达98.3%,全省县域党务、政务、财务公开的行政村占比率均超过98.5%。

浙江省乡村治理线上服务稳步推进。温州市永嘉县开发“帮农云”系统,已受理1.5万件群众来信,办结率99.1%,群众满意率99.96%。截至2023年,温州市累计建成5G基站1.9万个,乡镇及重点行政村5G信号实现全覆盖,农村家庭网络终端IPv6覆盖率不断提升。以乡村“数智服务”为目标,全市初步谋划建设乡村数智生活馆12个,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救助、智慧养老、智慧托育等服务集成。创新建设“共享社 幸福里”(智慧村社)应用,横向整合组织、政法、民政、农业农村等17个基层治理关键部门,纵向构建“市—县—乡—村—小区—群众”六级数字空间,促进村社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科学化、精细化、精准化,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打造了基层智慧治理的温州样板,截至目前注册用户123.2万人,发布“三务”公开信息25.6万条,办结群众诉求12258件,满意率99%。 

乡风文明是目标也是力量 

2023年10月23日农历重阳节这天,陕西省咸阳市金台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让人赞赏,也让人反思:20对珍珠婚、金婚、钻石婚老人身着旗袍、中山装款款走上红地毯,丈夫为妻子行梳发礼、佩戴重阳茱萸香囊……在这场“重阳安康  相濡以沫”金婚集体纪念婚礼上,老人们生动地诠释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中国式爱情和婚姻,也诠释了中国式浪漫和幸福。

再早之前的8月22日农历七夕节,金台区硖石镇在该镇车辙村组织的“婚俗改革树新风,金婚庆典送祝福”主题活动,邀请全镇六对金婚老人分享家庭家风故事,镇村干部为金婚老人颁发纪念证书,共同纪念金婚老人伉俪幸福长情。参加活动的车辙村村民小王感动地说:“听了老人们的故事,真的觉得好感动!风雨相伴,才是真正的感情,才是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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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迅猛,助力乡村治理的同时,也大力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

婚俗改革是农村移风易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发挥金婚老人榜样作用,“重阳安康 相濡以沫”等活动是金台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推动婚俗改革系统工程中的一项。金台区的推动婚俗改革措施还包括:

——建设“辅导阵地”。投入40多万元,改造升级区婚姻登记中心,专设婚姻家庭咨询室和心理辅导室,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心理咨询岗4个,累计咨询辅导3万余人次。

——建设“劝导阵地”。指导各村(社区)成立“红白理事会”,由党支部书记任会长,建立村民红白事报备制和承诺制,将规范操办红白事写入村规民约。

——建设“说法阵地”。由区委组织部牵头,在全区所有村(社区)成立能人工作室122个,吸纳能人869名,上门解读政策、现场说法弘扬新风,33个试点村的群众对婚俗改革政策的知晓率达到100%。

——建设“金鹊桥”平台。该平台为线上线下交友平台,会员动态保持在300人以上,以灵活、常态化牵红线、搭鹊桥的方式,助青年“脱单”、结良缘。策划举办“缘定金台”“相亲读书会”等线下活动,引导青年人树立“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婚姻理念。

——建设结婚颁证平台。该平台推出多元化点单式颁证服务,邀请省市区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名人、创业精英、金婚夫妇,成立特邀颁证师团队,定期为新人颁发结婚证,推出专门服务聋哑人的手语颁证仪式。

2021年至今,金台区婚庆宴请、彩礼等费用普遍下降,各项支出减少20%以上。

在培塑乡风文明的过程中,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在各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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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东王集镇韩圩村请“一碑四谱”入谱人物和小学生交流,播撒乡风文明的种子。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老窝镇崇仁村将村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引发纠纷的事情,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规范起来。红白理事会积极宣传婚丧嫁娶政策,监督控制宴席范围、规模和标准,对礼金等进行限定,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显著改变了村民相互攀比大操大办的不良习俗,2019年来,红白理事会已承办村民15余场红白宴席,平均为农户节约开支近3500元。

无论村规民约,还是红白理事会,都没有固定的内容及模式,各地在实际工作中,都依据当地实际,调整其内涵和外延,以确保工作真正落实到位。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的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就得到了民政局、文明办、团县委、妇联、司法局等部门的助力,上述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全县 100 个村(社区)结合实际,把抵制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内容列入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修订内容中,将婚俗改革成效纳入村民红白理事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职责。

荔波县各村(居)红白理事会牵头规范全村(社区)红白事操办,坚持婚丧从简办、统一标准办,2021 年以来已发出各类提醒 1100 余人次,仅酒席办理一项就为群众减轻负担469 万元。

在移风易俗工作中,各地不断探索出一些因地制宜的新方法,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在湖北省仙桃市郭河镇,为做好“人情”风整治,全镇2000多名党员签订了《抵制“人情”风承诺书》,承诺本人及家属不操办、不参加违规宴请;镇内 15个民间文艺团体每年开展主题义演40余场,利用“移风易俗”宣传专栏、“村村响”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大力推行“婚事新办、丧事俭办、余事不办”;每年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引导学生参与自觉抵制“人情”风,从而带动家长自觉抵制大操大办。

在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荷花镇,尖山社区结合村情实际,利用社区周边群众居住集中,途经群众多的地理优势,在沿路文化墙、社区宣传栏和文化活动场所等地集中布设了移风易俗宣传海报,把“大道理”融于日常生活感悟中;整合各方资源,建设完善室内活动用房20间,室外活动场所6处,并配套建成高标准党群活动室、农家书屋、家长学校、妇女儿童之家等群众文化活动阵地,引导群众自发成立2个文艺队开展文艺演出活动,真正使村级文化活动场所成为改变村风民风的“净化器”。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东王集镇,韩圩村正把包含了乡村德治各个方面的“一碑四谱”,打造成为引领全村崇德向善的风向标。“一碑”即一座精神丰碑,主要收集本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英雄事迹。“四谱”即四个光荣谱,“时代风范光荣谱”收录的是村里老党员、老村干、老教师、老战士、老先进的事迹;“尊老爱幼光荣谱”收录的是村中的好夫妻、好公婆、好媳妇、好邻居的先进事迹;“学业有成光荣谱”收录的是村里考上大专以上院校学子的先进事迹;“立志创业光荣谱”收录的是村民创业致富、助民共富的先进事迹。

十多年来,“一碑四谱”共有32名党员入谱,带动群众318人入谱,涌现出“中国好人”王兴萍在内的各类先进人物百余人,激发韩圩村德治活力。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文明乡风是他们的内在愿望,甚至是他们生活方便的基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渣津镇水车村村民车某母亲过世,要请全村老少参加酒席,镇劝导小组上门沟通劝导后,酒席减少到4桌;西堰村杨家塘村民家中有老人过世,逝者的三个儿子计划办流水席,并购买2万元的烟花爆竹准备燃放,镇村上门劝导沟通后,丧事缩短为2天,酒席共6桌,仅亲友参加,原本要燃放的烟花爆竹转变为电子礼炮……“渣津镇近年来力推厚养薄葬、丧事简办,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主家不为宴席发愁,群众不为人情发愁,孝道推行让家庭越来越和睦,环境、交通等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小。”九江市乡村振兴局二级调研员王生介绍。

“桃花源”是一个理想,反映了人们对富足和谐快乐生活的向往。今天的中国,这一理想,正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通过乡村善治逐步走向现实。 

总监审:姚卜成
监 审:韩世雄
责任编辑: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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