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乡村善治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置于突出位置,明确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这标志着“枫桥经验”从基层实践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法治根基。
“枫桥经验”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浙江枫桥的基层实践,其“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目标”的精神历久弥新。进入新时代,这一经验已发展为以“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为核心、蕴含中国智慧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论,其重要意义在于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并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如何在乡村场域中,实现新时代“枫桥经验”更深层次的扎根与更富创造性的转化呢?这需要从理念到机制,从主体到工具,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与建设。
在价值理念层面,进一步推动从“管理”到“治理”的认知深化,筑牢“枫桥经验”的思想根基。“枫桥经验”的本质是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其精髓在于“依靠群众”。在新时代背景下,这种“依靠”不应是被动的、工具性的,而应转化为一种主动的、主体性的共建共治共享过程。这意味着,乡镇党委、政府需要彻底摒弃“为民做主”的惯性思维,真正确立起“让民做主”“与民协商”的治理理念。要将农民群众不仅视为治理的对象,更视为治理最广泛、最可靠、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评价基层治理的成效,不能只看矛盾是否被“压下去”或“暂时平息”,更要看群众的合理诉求是否得到充分尊重与有效回应,看群众参与的渠道是否畅通、机制是否健全、作用是否彰显。只有当群众在治理过程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主体地位与获得感,“枫桥经验”所倡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才有了坚实的情感与社会基础,矛盾预防与化解才能真正做到源头治理、事半功倍。
在机制载体层面,着力构建更具包容性、精细化和前瞻性的矛盾预防化解体系,做实“枫桥经验”的运作枢纽。新时代的矛盾纠纷往往呈现出跨领域、复合型、易扩散的特点。因此,机械地划分职责、被动地等待上门,已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一方面,要大力推动“枫桥经验”与现有乡村组织体系的深度融合。强化村(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组织协调功能,使其成为整合资源、凝聚共识的核心。健全并实质化运行村民议事会、乡贤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各类协商议事平台,确保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能在制度化的框架内进行充分协商。另一方面,要构建全域覆盖、动态感知的风险排查与预警机制。整合村干部、网格员、党员、乡贤、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形成触角灵敏的“信息网”和“前哨站”。不仅要关注传统的邻里、婚姻家庭、土地权益等纠纷,更要敏锐捕捉产业发展、环境治理、惠农政策落实、数字技术应用等新领域可能产生的风险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简单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微信群等(避免复杂化),辅助信息收集与民意反馈,但核心仍在于“面对面”的走访与沟通。
在主体能力层面,同步提升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治理素养,激发“枫桥经验”的内生动力。任何好的制度最终要靠人来执行和落实。对于广大乡村干部而言,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不仅需要奉献精神,更需要新时代的治理能力。这包括群众工作能力(特别是与新生代农民沟通的能力)、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风险研判与应急处突能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治理的能力等。因此,必须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系统性、实战化培训,帮助他们更新知识、掌握方法、提升本领。同时,农民群众作为治理主体,其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同样关键。要通过持续有效的法治宣传教育、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典型示范的引领带动等多种方式,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鼓励和支持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致富能手、返乡青年等各方力量,在矛盾调解、公益事业、乡风引导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氛围。只有当干部会治理、群众愿参与、双方善协商时,“枫桥经验”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在应用场域层面,将“枫桥经验”的原则与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乡村振兴的各个关键环节,拓展其时代功能。新时代“枫桥经验”不应局限于狭义的社会矛盾调解,其蕴含的协商共治、源头预防、柔性化解等智慧,可以也应当渗透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利益分配协调、人居环境整治的共识凝聚、移风易俗的价值引导、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生态保护的社区共管等诸多方面。例如,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时,通过事前充分的民主协商,确定土地流转方案、利益联结机制,可以有效预防后期因收益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在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中,尊重农民意愿,鼓励其参与规划设计与项目监督,不仅能提升建设质量,更能增强村民的家园归属感与责任感。将“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使其在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每一个环节都发挥润滑、整合、保障作用,这本身就是对其最有效、最深刻的发展。
(作者: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 张俊飚;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胡毅航)
课题: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YJRC09ZD),中国农业产业绿色转型与发展研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202509570020)
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乡村善治
时间:2026-11-03 09:56:50
来源:中国乡村振兴网
作者: 张俊飚 胡毅航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建设平安法治乡村”置于突出位置,明确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这标志着“枫桥经验”从基层实践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法治根基。
“枫桥经验”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浙江枫桥的基层实践,其“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目标”的精神历久弥新。进入新时代,这一经验已发展为以“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为核心、蕴含中国智慧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法论,其重要意义在于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并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如何在乡村场域中,实现新时代“枫桥经验”更深层次的扎根与更富创造性的转化呢?这需要从理念到机制,从主体到工具,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与建设。
在价值理念层面,进一步推动从“管理”到“治理”的认知深化,筑牢“枫桥经验”的思想根基。“枫桥经验”的本质是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其精髓在于“依靠群众”。在新时代背景下,这种“依靠”不应是被动的、工具性的,而应转化为一种主动的、主体性的共建共治共享过程。这意味着,乡镇党委、政府需要彻底摒弃“为民做主”的惯性思维,真正确立起“让民做主”“与民协商”的治理理念。要将农民群众不仅视为治理的对象,更视为治理最广泛、最可靠、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评价基层治理的成效,不能只看矛盾是否被“压下去”或“暂时平息”,更要看群众的合理诉求是否得到充分尊重与有效回应,看群众参与的渠道是否畅通、机制是否健全、作用是否彰显。只有当群众在治理过程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主体地位与获得感,“枫桥经验”所倡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才有了坚实的情感与社会基础,矛盾预防与化解才能真正做到源头治理、事半功倍。
在机制载体层面,着力构建更具包容性、精细化和前瞻性的矛盾预防化解体系,做实“枫桥经验”的运作枢纽。新时代的矛盾纠纷往往呈现出跨领域、复合型、易扩散的特点。因此,机械地划分职责、被动地等待上门,已难以适应现实需要。一方面,要大力推动“枫桥经验”与现有乡村组织体系的深度融合。强化村(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组织协调功能,使其成为整合资源、凝聚共识的核心。健全并实质化运行村民议事会、乡贤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各类协商议事平台,确保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都能在制度化的框架内进行充分协商。另一方面,要构建全域覆盖、动态感知的风险排查与预警机制。整合村干部、网格员、党员、乡贤、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形成触角灵敏的“信息网”和“前哨站”。不仅要关注传统的邻里、婚姻家庭、土地权益等纠纷,更要敏锐捕捉产业发展、环境治理、惠农政策落实、数字技术应用等新领域可能产生的风险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简单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微信群等(避免复杂化),辅助信息收集与民意反馈,但核心仍在于“面对面”的走访与沟通。
在主体能力层面,同步提升基层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治理素养,激发“枫桥经验”的内生动力。任何好的制度最终要靠人来执行和落实。对于广大乡村干部而言,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不仅需要奉献精神,更需要新时代的治理能力。这包括群众工作能力(特别是与新生代农民沟通的能力)、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风险研判与应急处突能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治理的能力等。因此,必须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系统性、实战化培训,帮助他们更新知识、掌握方法、提升本领。同时,农民群众作为治理主体,其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同样关键。要通过持续有效的法治宣传教育、村规民约的修订完善、典型示范的引领带动等多种方式,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鼓励和支持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致富能手、返乡青年等各方力量,在矛盾调解、公益事业、乡风引导中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氛围。只有当干部会治理、群众愿参与、双方善协商时,“枫桥经验”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在应用场域层面,将“枫桥经验”的原则与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乡村振兴的各个关键环节,拓展其时代功能。新时代“枫桥经验”不应局限于狭义的社会矛盾调解,其蕴含的协商共治、源头预防、柔性化解等智慧,可以也应当渗透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利益分配协调、人居环境整治的共识凝聚、移风易俗的价值引导、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生态保护的社区共管等诸多方面。例如,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时,通过事前充分的民主协商,确定土地流转方案、利益联结机制,可以有效预防后期因收益分配不公引发的矛盾。在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中,尊重农民意愿,鼓励其参与规划设计与项目监督,不仅能提升建设质量,更能增强村民的家园归属感与责任感。将“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使其在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每一个环节都发挥润滑、整合、保障作用,这本身就是对其最有效、最深刻的发展。
(作者: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 张俊飚;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胡毅航)
课题: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YJRC09ZD),中国农业产业绿色转型与发展研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20250957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