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和治国者，对民本思想多从理论方面去阐释和宣传，从来没有把民本当作人民主体的实践活动，这样导致人民群众处于客体和被动的地位。从客体方面来说，古代民本思想多以统治阶级利益为出发点，是统治阶级主体的行为，不是人民群众自觉、自为的行为。从被动方面来说，古代人民处于被封建君主、官僚阶级统治的地位，并不能真正当家做主，难以有权利和机会管理国家，只能消极地适应统治阶级的民本政策，也不敢、不能去反对和调整。当然，古代民本思想也有一些积极合理的成分，如养民、重民、爱民、富民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通过革命实践，确立“人民主体”的统一思想，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上升为不可动摇的统一意志，在行动上统一践行群众路线和人民当家作主，彻底实现了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

关键词：民本；主体；实践；统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历史久远，也是常论不衰的话题。民本思想从发源至今，围绕此观点不断转化和创新，已经在内涵和外延上大为不同。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转变最为剧烈。古代民本观点实质上是以“神、君、官、绅”为主体的唯心主义民本，不是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出发，而是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民本的实践主体一旦不是人民，价值就大打折扣。毛泽东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带领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人民真正履行了历史创造者的使命。人民的地位由居下至居上，由客体变成主体，由被动变为主动。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者，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吸收了古代民本中的爱民、利民、富民、养民等部分合理成分，把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其转变为唯物主义的、以人民为主体的科学的民本，真正实现了对古代民本的超越。

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辨析

追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源头，可至中国最早的史籍《尚书》。此后历代民本思想，都可以说是基于《尚书》中关于“民本”的思想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的。例如，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说明帝王的德行在于使政治良善，而良善的政治在于养育人民。禹曰：“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是指帝王能使人民安居乐业，这样就是仁政，人民就会怀念拥戴帝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指出上天的明察是来自人民的明察，上天的惩罚来自百姓的意见，所以通达天意和民意，才能保有疆土。“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说大禹训诫后人，要亲近和爱人民，人民是邦国的根基，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定。“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是告诉后人不要以水做镜子查看自己，应该以百姓为镜子来反省自己。这些都可以看到自远古以来的古代民本包含的养民、重民、爱民、富民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把希望寄托在了帝王德行上，是一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是又把维护统治的决定权寄希望于上天的唯心主义思想。《尚书》中的民本思想，被后来历代思想家不断阐释、宣传，以之警醒历代帝王。

在天、君、民三元框架下，古代的“民”始终处于底层，是为君服务的基石。古代民本思想实际表现为封建当政者进行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古代民本思想的实现，也寄希望于明君贤相的开明施政。古代民本思想只是帝王贵胄稳固家族地位的舆论口号，言官谋士保持封建政权稳定的谏言，思想家们的美好理想。一些通过科举、军功、姻缘等获得官职的官僚阶级，成为君主的帮手，结成利益团体，只会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平衡君民关系。古代民本思想的本质是对立阶级框架下的驭民，只是缓和阶级斗争的手段。封建时代人民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古代民本就缺乏保障机制。封建王朝历朝历代，虽然也有变法革新，但终究难以破解“兴亡忽焉”的周期律。

近代伊始，中国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方物质和文化随之涌入。随着中国和外国接触增多，西方书籍渐次译介（或从日转译），留学人数也逐渐增加，这些都增加了国人对西方思想、制度的了解。由“自大”变为“钦羡”，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文化的自负心理逐渐走向幻灭。部分人开始了主动学习、探索、创新，出现了求变的思想。“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无论是西用还是西化，皆是拿来主义，直接替代，不是创新。自负受到打击，导致过犹不及，产生自卑和自我否定。西方的思想、制度，自有其特殊的根源和发展逻辑，引入中国之后，是否能适应中国，才是真正的实际问题。以林则徐、徐继畬、王韬、薛福成、严复、冯桂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纷纷以“三代之治”来比附西方的民主制度，寄希望于古代民本思想复兴来挽救颓危的晚清社稷。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更是对古代民本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虽有不同解读，但无民本思想的本质转化。也只能说是冲开了一道制度的缝隙，照入了一线微弱的阳光。民本和民主不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重在实用，关注点是古代民本思想对封建社会政治的稳定作用。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虽然强调所谓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但是既不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亦不适合中国国情，也就不可能成为促进古代民本转化发展的药方。如何医治病根，需要选择适合中国实际的专有药方。对于古代民本思想，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去批判、去实践，才能真正实现转化和发展。

二、思想统一：确立人民主体的根本立场

古代民本思想，人民是被动的客体，是被封建地主、官僚、军阀阶级统治、剥削的对象。统治阶级以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禁锢着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人民革命就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领导阶级，人民群众就逐渐从被动的客体转向主动的主体。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人民作主的民本，必须带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政权。比如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了农民主体的力量。农民群众集合到农会组织中，农会组织成为权力机关，取代了古代的封建政权。在农会的领导下，攻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破除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乡村恶劣习惯。农民阶级取代了原来乡村统治阶级的发言权，封建政权的荣耀变成农会的荣耀。“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他认为必须是人民群众亲自来完成他们的使命。“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以往封建的农民起义和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真正实现民本，正是没有完成这种政权所有权、统治权、管理权、发言权主体的本质变动。有的起义被封建地主阶级所镇压，有的是起义成功者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封建地主阶级，有的是变成军阀和官僚阶级，他们依然和农民阶级处于对立面。要想实现真正的民本，必须让人民群众拥有主体权力，在政治地位上取代旧有的统治主体，在军事上建立自己的武装，在经济地位上推翻剥削制度，发展自己的文化和教育。

近代的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进步的阶级，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军阀的压榨最深，因此也是最革命、最觉悟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认为，斗争的第一步就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单独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革命是完全不够的，只有团结中国一切的革命力量。而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民是在农村，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比例。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员要在自己觉悟的基础上，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觉悟，认识到自己是革命实践的主体。在革命战争中，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这样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战争。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一点也不能疏忽。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也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战争。毛泽东认为“要使全国人民有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由此他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形象比喻中国人民推翻头上两座大山的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放手发动群众，使人民群众成为自觉主动的阶级，就能获得革命的胜利，民族的独立。

从政治方面来看，在1921年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并没有作为觉悟、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封建社会，人民无政治权利可言。世袭制的君王贵族，科举制的官僚缙绅，操控着政治。此时代所谓的民本，只是维护统治平衡的一种政治方式。近代以后，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资本家和工人队伍逐渐壮大，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原有的二元阶级对立的政治架构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和革命开始冲击这种政治秩序，但是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因为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地位，所以他们不愿意推翻封建势力，也不愿，也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等人民群众起来反抗这种政治压迫时，他们便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合流，反对人民群众。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开始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工农联合革命，建立了新政权，实施民主政治。在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政权中，无产阶级成为领导力量，这时候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民”，国家才真正属于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个地位就是人民群众获得了管理国家政治的地位，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民本”。古代的政治，是帝王政治，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只代表了一族一姓。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并必须实行男女、信仰、财产、教育无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只有这种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召集了包含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选举产生代表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在共同政治基础上的一个治理主体角色彻底转换，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而不是被封建帝王和帝国主义、军阀等操控。过往的世袭和腐朽的八股取士政治制度，创造性转化为平等的选举制，政治不再为少数人所得而私。

从经济上来看，封建社会经济主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小农经济，农民无土地或者有很少的土地。无论农奴制、奴役制、赋税制，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都是依附于地主阶级的阶层。农民辛苦劳动，所得极少，收入只能够勉强维持生活，有的入不敷出，有的最终被繁重的劳役、赋税压倒，完全处于一种被压迫、被控制的客体地位。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人领导人民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让人民群众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下，大型工商业、银行为国家所有。凡本国、外国人所拥有的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所不能承办者，由国家来建设、经营管理，如铁路、航运、银行等，以免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这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为国民所有、所用。古代民本中的富民政策，只是在经济上降低一定的剥削程度，但是没有让人民群众真正拥有经济独立和自由。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让人民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真正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从文化方面来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鸦片战争之前是封建文化，到了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封建文化下，人民群众被三纲五常等吃人的礼教文化束缚，人民群众缺乏精神和文化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又加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奴化思想文化、殖民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当然不能否定有一些相对积极因素的科学文化。）封建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为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是愚昧、毒害人民群众的文化。在这些文化背景下，人民群众只能在人吃人的氛围下苟且生活。毛泽东认为：“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种新旧文化斗争是人民群众（革命阶级）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是主客之间地位的斗争。虽然说新旧文化之间有残酷的斗争，但是并不是说一概摒弃所有的旧文化，而是对旧有的传统文化扬弃。任何一种文化，不是凭空而来，是从旧有的文化母体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正如毛泽东说：“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是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毛泽东认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文化，民主的文化，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革命文化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运动，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这种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而成的新中国，就是毛泽东要创造的真正的以民为本的新中国。

三、行动统一：践行群众路线的革命实践

民本不能只是统治阶级的给予，需要通过人民为主体的实践来实现。在古代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思想家的民本认识带有唯心和美好想象的色彩，需要德行高尚的君主才有可能实行。这种古代的民本认识，没有关注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不能认识到思想认识依赖于人民的实践。古代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有限性，局限了人民群众的眼界，人民便成为封建思想的奴隶，自认为天生就是被统治者，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对于社会的认识越来越广泛，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人们才认识到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决定其他一切活动。

如果古代民本只能在封建统治下实践，古代民本就只能是统治阶级的可怜施舍；如果古代民本只能由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在思想上进行说教，古代民本就只能变成一种幻想，人民就难以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如果政权由人民取得，政策由人民制定，再由人民实践检验，才能保证真正的民本。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生动革命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的问题都在于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这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对革命实践的认识，对革命这种武器的认识，单靠思想理论的批判是改变不了人民群众被压迫的地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对封建专制、反动统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进行批判的思想，这都是“批判的武器”，这些最终需要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需要人民掌握武器。改变世界，验证理论，需要的是实践，物质利益的斗争不能只靠形而上学的理论来完成。

任何思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本质。如果民本思想流于空谈说教，那就只是一种文字游戏。理论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以唯物主义观看待民本思想，如果不能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只能走向机械的唯物主义。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做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遵循实事求是。毛泽东说过：“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做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这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去实践，在调查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由于右倾思想的错误，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共产党党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统一战线破裂。毛泽东总结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始了同大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由于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革命对象既有帝国主义，又有本国的封建主义。因此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中国化，并进行实践检验。马列主义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批判与自我批判的作风，这些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战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武器。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成为人民群众的公仆。这时候的人民群众才真正成为国家政权的主人，实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

再完美的民本思想，都需要看能否实践、能实践的程度，否则都是镜花水月。恩格斯解释道：“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想——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活动，也就是把人的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毛泽东对古代民本思想的超越，不仅在思想本质上实现了超越，而且通过人民革命实践，改变了旧社会的不适合的经济基础，彻底解决了民本从思想世界进入现实世界实践和检验的问题。毛泽东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四、结语

古代的人民群众无法获得主体地位，因此民本只能由统治阶级主导设计和运行，利益只能在有产者、革命家、知识精英上层之间进行调整和分配。毛泽东曾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并未固守和沿袭古代民本话语来说明世界，而是抱着一种改造旧社会，解放中国人民的心态去行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实践。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到人民为主体的革命实践中，突破了古代民本的历史局限，实现了本质的超越，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正如毛泽东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西南交通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难题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廉政与治理专项；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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