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民本思想发源于上古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丰富的成果，西汉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官方化而趋于稳定。其富含的重视民生福祉、敬畏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训诫，施行仁政与追求平等的要求，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契合之处。虽然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成果丰富，但难以突破时代和制度的局限，中国人对民本问题的探索不能停步，历史的任务就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转化和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就是“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两个结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精髓，赋予民本思想以丰富的、科学的内涵，实现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 “两个结合”；民本思想；创造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26）2－0015－10

 导  言

习近平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这些思想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观念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融通的①。科学对待中国古代民本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习近平认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   因此，从学理上揭示中国古代民本的生成和特点，显示出其精华与糟粕，才能有的放矢地继承和发展；从学理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念的科学形态，掌握其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才能实事求是地实现“两个结合”。从哲学角度看，“结合”是指“存在”之间发生联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普遍联系发展的科学，指出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统一性。结合的过程就是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遵循着辩证规律，即发展的动力与形式。我们所谈的结合，不是随意和机械地叠加、拼组，它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最终创造一个具有新质规定性的有机统一体。结合也不是被动的、没有价值和问题意识的结合，是一种具有自觉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实践性的结合。新时代，我们如何把握“两个结合”？首先，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出“符合党和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与推动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实践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切入点，阐明其内涵和特点，寻找其中与马克思主义有共鸣和互补之处作为结合点。其次，以实践为基础双向互动，祛除具有历史局限性、吸收适应当代价值的合理性的内容和形式，实现辩证地统一，生成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新质内容。本文拟通过“两个结合”，探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如何实现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的。

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生成和特点

上古时期，民本观念萌芽，到东周时期，已出现在大量历史文献中。从东周至秦，体现了从创立“敬天”和“治民”，由“治民”到“畏民”，因“畏民”而“安民”的生成路径。秦汉大一统后，统治阶级权威的维持，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强有力的统一的文化体系来支持。汉代一些思想家，因应所需，以儒学杂糅其它学说，创造性建构了符合封建专制的统一文化。在汉代，董仲舒即为推动儒家文化统一化、标准化、制度化的代表。随着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取得官方地位。汉以后，历朝历代虽有兴衰存亡，但民本思想都一以贯之，即维持“天君民”三维结构的稳定平衡和封建礼教统摄下的民本特点。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家把民本作为治国理念，运用得宜则社会安定，出现偏差则政治混乱。

（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生成

民本观念在中国起源较早，尧舜禹时期至西周时代，文献不足，但是很多与民本问题有关的历史事件和文化观念已通过口耳相传。东周时期的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到早期的民本观念线索，这些文字记载表达了当时的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观念虽内容简短、含义简单，尚不成体系，却闪耀出民本思想的光辉。萧公权认为：“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岂无政治观念？古籍如《诗》《书》所载天命、民本、礼乐、兵刑诸说皆经先秦各家所采用，而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之要旨。”②  因此说民本思想起源于尧舜禹至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发展丰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时代。之所以说最有代表性，是因为这个时期凝练出以“民为邦本”为核心的一种民本思想，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

先秦时期，统治阶级获得了文化的创制权和解释权，在无法科学解释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情境下，创造了“敬天”的文化观念。“敬天”主要通过遵天命、畏天命、达天意体现出来。以天命来“治民”，命德讨罪、治民为民皆为天命天意。君王虽获得天授“治民”之权，但发现并不能保证政权按照私意顺利递嬗，经常出现征伐、革命、叛乱等。通过总结发现，以天和君王为主导的“天君民”三维架构并不稳定，必须“畏民”，加强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才能合理地解释君王地位革易之缘由。到了商末和西周时期，重天（神）大于重民的观念出现了一些转变，已经把顺应民心提到了与遵从天命类似的重要位置。春秋时期，人民在“天君民”三维架构中的重要地位得到了更为明显的认识。虽然一些统治者因“敬天”的心理惯性还不能摆脱“敬天祭神”的观念，但是一些有识之士通过经验总结指出兴亡、祸福、得失决于民意，民意甚至比神意重要，由此产生了“安民”的观念，提出安民的重要性、准则和手段。“安民”主要从养民、亲民、重民、爱民、富民等方面体现出来。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思想家进一步丰富了安民的准则和手段。如安民必须仁爱于民、博施于民、取信于民、藏富于民、德率于民、均平于民等。

秦统一天下后，在制度、文化等方面也逐步推动统一化。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以儒家之道治国。治国之道纷杂，上不能定于一尊，下必然无所适从。他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  治国思想统一，士民才有所遵从。他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观，提出了“君权神授”观念。“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夫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②  董仲舒用儒家思想解释了“天君民”：“《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③  这体现出约束控制人民使其信奉遵从君主，约束控制君主使其信奉遵从天的架构，其所阐述的《春秋》大义，实际上是把封建的礼教与其“天人感应”“大一统”等观念相结合，正符合统治阶级树立官方统一标准来维护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的企图。由此，天命、天子之名定，君臣、君民之界分，统治阶级成为命定的人民之主，质疑和挑战则会被扣上“篡逆”“造反”“悖逆”“异类”等标签，会遭到思想上和身体上的惩罚，甚至杀身和灭族之祸。由此，汉代继秦推动统一之绪，最终确立儒家思想为官方思想，即无论内里结合法家、道家还是阴阳谶纬等思想，都会把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摆在明面。正如金观涛、刘青峰所说：“汉武帝时儒学确立了官方哲学地位，经两汉四五百年，中国文化大传统也就定下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也从此定型。汉以后，虽然宇宙论儒学不再流行，但儒家经典维系家国同构体运作的功能不曾改变，其所塑造的汉代社会结构成为长达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④

汉代以后，历代王朝虽有因革，但始终在儒家文化的框架下发展。从汉到明清，虽然有玄学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但并未取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未能改变“天君民”的政治结构。明清之际，虽然黄宗羲、唐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民重于君的观念，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思想领域而不是实践层面，也并未能提出更好地替代“天君民”的新结构。清代末期，以名教为体，以西方技术为用，没有改变传统的“天君民”政治结构。即便维新派也只能在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下推进变革。所以，从汉代以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始终在维护君主统治和批判君主失道之间摇摆，成为一种约束统治阶级、缓冲人民被压迫状况的工具。从汉到清，中国的封建社会阶级结构总体是稳定的，因此符合这种社会阶级结构的思想也处于一种稳定状态，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也就始终处于一种官方的稳定态势。

（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特点

第一，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具有和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思想成分。有重视民生福祉的价值取向（如养民、富民、利民、制民之产、重视民生等），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物质生活实践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重视群众现实利益，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可以融通之处。有敬畏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训诫（如安民、畏民、重民、君舟民水、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保民而王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有契合之处。有对社会施行仁政和公平的道德要求（如爱民、亲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仁政于民、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这与马克思主义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有共鸣之处。中国古代民本富有的这些优秀特点都是施行“两个结合”的切入点和结合点。

第二，中国古代的“民本”是“天君民”三维结构中的“民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从“天君民”三维结构来阐释相互之间的地位和关系，把世界看作观念世界抽象出来的天（帝、神等）和天子（君）创造和推动发展的，对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神秘化解读。其构建出一种对天的神学迷信体系，以此神学迷信体系规定世俗社会体系，借天的意识力量来使人遵从、服从世俗统治。如果不能严格遵循天的规范，必然会受到惩罚，剥夺其福祉。

第三，中国古代的“民本”是封建礼教统摄的“民本”。中国古代的“民本”是封建王朝的历代思想家和统治阶级基于历史经验，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为维护当时社会关系，对天、君（代表着当时的统治阶级共同体）、民之间政治格局做出符合其阶级利益的解释，抽象、概括出的一套治国、治民的礼教文化观念，将其用来统治人民、维护封建社会运行。在封建时代，物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物质财富不够丰富，只有通过制订一定的观念规则才能保证各阶级、各等级的利益分配和社会稳定，“礼”的产生和巩固就起到了此作用。荀子是这样解释礼的产生和作用的：“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①   由此可见，荀子早已指出“礼”的协调资源供给和人类欲求之间的关系、维护贫富贵贱等级差异的宗旨以及解决社会民生矛盾的作用。

第四，中国古代的“民本”是稳定僵化的“民本”。从秦汉始，封建贵族政治逐渐演变为君主专制政治，形成了以君主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普通农民阶级对立的社会结构。儒家文化成为调和“天君民”之间关系、稳定社会结构的思想源泉。儒家的民本也进而官方化、稳定化。人民只能被动地、尽其可能地学习、实践、传承这些文化，内化于心并形成心理惯性，并认为是真实的、绝对的，不愿意或无力反对和改变这种文化。

二、中国民本思想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给民本思想的转化提供了契机。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了以往的唯心的意识形态的倒置架构，为我们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转化建构了科学基础。从建构根基看，从幻想世界转向建立在客观社会现实之上；从建构目标看，从维护剥削者的利益转向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从建构主体上看，从统治阶级转向人民；从建构方式看，从少数思想理论家的抽象创造转向人民的具体实践；从建构框架上看，实现了从天神、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多元框架到人民的一元框架。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两个结合”，实现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

（一）马克思主义为民本思想的转化创造了科学理论基础

民本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虚伪还是科学，主观偏见还是客观公正，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社会现实。“意识形态”概念从产生起，就伴随着唯心和唯物、为少数统治者还是为人民的斗争，也就是代表非科学和科学、君本（或神本）和民本的斗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给意识形态一个正式的定义，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中，对意识形态有大量的科学的批判。他们是对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其是抱有唯心思想的思想家们创造的一种主观的、虚假的、颠倒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委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唯心意识形态的描述也符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特点，中国古代人民就是在自己创造的天神和封建礼教的观念中而不得解放。因此要实现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必须让民本观念体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而不是漂浮在虚空的思想中；让民本观念扎根在人民的头脑中，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本中；让民本观念成为人民自觉自主的方法武器，而不是剥削阶级专制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路，认为“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由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等意识形式构成的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这些意识形式又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他们推翻了把社会存在和发展看作是由神或者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决定的观点，阐明了物质生活的社会关系决定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就第一次给意识形态赋予了科学的尺度。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精神的思辨逻辑中走向了现实的辩证逻辑，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变革要从经济基础中去考察，使人们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民本观念的变革问题。

变革即转化和发展。要理解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首先要理解思想观念（即意识形态）中对人民的认识和变化。民本观念源于人类社会生活，以人民为对象，将人民和社会治理相联系，目的是创造和维护一个符合统治需求的意识形态。随着人民对生产力的发展的掌控，人民的主体自觉逐渐增强，对人民的历史作用也实现了科学认识。马克思提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 动。”①“历史活 动是群众的活 动，随 着历史活 动的 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②  这指明了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物质的力量，摧毁旧有的物质生产关系，进而打破古代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对人民的桎梏。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现出逻辑性和历史性的统一，展现出超越地域、民族的科学价值。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本思想的科学态度

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都曾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革命的科学。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并不断创新发展。中共之所以能在不同阶段攻艰克难，就在于能以科学的态度坚持以“两个结合”推动理论转化和创新。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客观对待传统文化，有所因革损益；辩证唯物主义要求公正借鉴不同文化，体现开放理性；实践唯物主义明确把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归结为实践，体现能动自觉。中国共产党对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具有这种历史、辩证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科学态度，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科学态度来引领。文化需要以历史生成的视野来看待。任何新的文化，必须从已有的文化出发，批判地发展，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方法割裂历史的延续性，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既有因袭，也有创造创新。马克思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③  因此，中共是以历史地、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毛泽东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④  习近平讲到：“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⑤  由此可见，中共视传统与当代既不对立，更不相反，而是历史与辩证发展的统一。中华传统文化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后，不影响其继承，反而能促进丰富和完善。

中国共产党还以同样的态度面对不同的文化资源。中共从诞生起就是一个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的党，无论是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后来向苏联学习，还是新时代的互容、互通、互鉴，都体现出开放包容的科学态度。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到：“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①   中共的态度是外来进步的东西应该接受，腐败的东西必须摒弃，接受不是无条件地照抄照搬，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选择。

在新时代，中共要求在文化上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态度。在方法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守正要守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和“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②。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③  新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是一种科学的革命性思想。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盲目追捧和效法西方，是以科学态度探索中国传统和国外文化的当代应用价值，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第二，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通过人民的斗争实践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实践的唯物观，指出社会发展是人民的实践活动推动的。这说明不能只通过抽象的思想革命改变民本的实质，而需要人民的能动的主体实践活动来争取。民本的科学转化要置于推动经济基础变革之上，不是在古代的唯心哲学中去推演。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不合理的制度。毛泽东说：“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就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平和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假的。”⑤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斗争实践的领导者、传播者，也是人民斗争实践的武器、工具。中共不仅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对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让人民从自发性转向自觉性，让人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历史活动的推动者，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才能自觉地创造新的历史。中共在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就承担着推动人民“自发”到“自觉”的责任。毛泽东说：“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⑥   中共不是以救世主、神仙、皇帝自居，而是始终认为是人民的武器工具，让人民自救。毛泽东说：“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⑦  新时代，中共把人民作为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党中央不断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只有尊重和维护人民权利，才能把人民组织动员起来，才能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才能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民性为本质属性，以“两个结合”为科学方法论，从五位一体布局打造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立场、方法和内涵上的创造性转变，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总结。

第一，为了谁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人民政治上的解放。国家政府已经不是古代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已经不是异己的存在，而转变为了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国家政府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否则就应当被推翻。换言之，人民是政党政府存在的合法和坚实基础。

中共诞生以来，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为了人民，就能得到拥护，就难有办不成的事。以民为本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公约数的民本，这样的民本，才具有普遍性和公平性。中共从致力于改变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开始，到全方位为人民谋福祉，转变了古代民本思想的目的属性。从“让人民监督政府”到“党的自我革命”，为党的初心使命设置双重防火墙，为长期为民执政目标提供了科学保障。

习近平同志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①  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②   由此可以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在全球人民面前强调中共“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二，依靠谁的问题。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了执行主体的转换。人民通过民主形式选择自己的人民代表，选出的政党和政府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工具，按照人民的意志来治国理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执行主体是帝王将相、官僚士绅等剥削阶级。中共的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了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转变。

任何改革，都要动员人民，走群众路线。中共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压倒。”③   中共也明确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权力属于人民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

人民是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中共二十大提到党的理论来自人民， “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充分反映了党长期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理论优势都在人民，一旦脱离人民，党的执政基础就成了空中楼阁，党的理论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人民民主到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跨越，展现出中共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实现了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的统一。

第三，内涵式发展问题。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了内涵式发展。这种发展已经打破外延式发展，转向了内涵式发展。发展已经不是简单满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而是全方位、多角度应对人民需求不断变化，由“有没有、够不够、足不足、大不大”转向了“好不好、优不优、强不强、公不公、美不美”。

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中国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变化来实现内涵发展。每次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解决，都是从人民出发，在制度、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上体现了人民性。如早期中共领导人民革命时，主要解决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建国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主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人民掌握了生产资料，就掌握了自己生产生活的命运。党的八大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主要目的是解决生产力的落后同人民需要量的增加不能匹配的问题。党的十九大，认识到人民的需求已经由量的增加转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及全体人民的充分平衡保证。

现代化虽然体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也带来了物质财富对人民的束缚，进入了马克思提出的异化世界。科学在解决一些难题的时候，又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就必须随着难题的变化出现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根据世界形势和中国具体社会情况变化，及时作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和策略的科学调整。在政治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经济方面，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文化上，要实现人民精神富有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上，要求公平正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为人民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此决定从多角度围绕人民展开。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之一是面对人民的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其指导思想之一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总目标提出了七个聚焦，把为了人民利益具体、现实、全面地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人民生活、环境、安全、党的领导各个方面；其原则之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①。这些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定，实现了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承中的超越与科学内涵的飞跃。

结  语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在“为君”的目标追求进程中，不可否认包含有“为民”的有限思考和行为；在“为民”的理想中，不可否认包含着调和阶级矛盾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观念。其次，任何文化观念的改变都要落实到经济基础的改变上，改变需要通过人民的自觉斗争实践来实现。中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两个结合”，消解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天君民”的结构形式，发展出了安民、爱民、为民、富民、利民等内容，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和伦理道德为中心向历史生成和实践相结合的范式转化，实现了民本思想创造性的转化，形成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科学地理解、发展、实践民本问题，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才能积极应对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问题，顺利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总监审：姚卜成
监　审：韩世雄
责任编辑：朱峰